BWIN·必赢(中国)唯一官方网站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天门农民工消息工厂减少了固定工人，节省了工资和非生产性开支，降低了生产成本社队增加了生产资金，社员增加了收入，季节工的觉悟迅速提高。

　　湖北省天门县九个轧花厂，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和公社生产队签订季节合同工，利用农闲时间的农村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对工厂和生产队都有很大好处。

　　天门县的棉农每年要为国家提供数十万担商品棉，其中有一半要由这九个轧花厂轧成皮棉，打成合乎规格的花包，装船外运。每到轧花旺季（当年九月到第二年二月），九个厂需要百个工人才能完成任务。其中操作轧花机、剥绒机、动力机的值车工约四百人，负责搬运、打包堆码的五百多人。但是轧花厂的生产是半年忙、半年闲，三月至八月闲，占职工总数50%以上的搬运、打包、堆码工人就无事可做。为解决这个问题，天门县九个轧花厂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固定三百九十三个管理主要机器的职工，其他工人，在轧花旺季之前到农村招请。

　　天门县规模最大的城关轧花厂，去年有五十多个季节工参加轧花厂生产。他们体质强，干劲大，生产效率很高。负责棉花打包的季节工使用半机械化的打包机，每月能完成一万多件花包，比城镇一般劳动力工效高50%。

　　工厂支出减少，生产队和社员收入却有所增加。干部、社员都认为这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是有利的好事情，积极支持这种“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湾坝公社新华二大队去年有十二个社员到轧花厂做工，他们把每月的工资，交给生产队一部分，队里按同等劳动力给他们记工分，全大队这半年可收入两千多元。每年收入的这笔钱的时候，正是农忙将要开始，需要大量购买生产资料，钱来得正是时候。队长焦水獭说：“去年做工的人少或没有人去做工，每到春季总要向国家一两百元，今年就不必了。”

　　在武钢博物馆，陈列着一张发黄的报纸——195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武钢一号高炉提前为祖国效劳》。

　　按理来说一个小地方能够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仅仅作为推介地区知名度来说也是很有利用价值的。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样一件大事竟然没有记录在当年县志的大事记中。其中，必有原因！

　　亦工亦农的提法，源自1958年5月30日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1964年8月22日，在《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亦工亦农制度。

　　“关于劳动制度，我还提出另一个性质的，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工厂，季节性生产的工厂，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等等，都可以实行亦农亦工。城市里面有些厂可以搬到农村去办，就那个地方的剩余劳动力。大城市的季节工厂也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就是农忙的时候开一班，农闲的时候，农民来了，开三班，看行不行？我们要训练农民懂得机器BWIN，机械厂可以吸收农民，农忙的时候叫他们回去，农闲的时候来学习，做半年工。这样的好处很多，家属可以不进城，又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缩小城乡的差别、工农的差别。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有好处。”

　　现在将“农民工”的诞生，定义为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之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在城里打工。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却长期就业于城市。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

　　然而，六十年前的这张《人民日报》，将“农民工”的历史前推20年，早在1958年，天门的轧花厂就开始使用“季节工”。《人民日报》将此置于头版头条，有向全国推广之意。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告：解除赫鲁晓夫一切职务。勃列日湼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柯西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会议给出的理由是：“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他执掌苏联党政大权11年。中苏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因为对斯大林的评价，更深层的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赫鲁晓夫则提倡“和平共处”，试图与资本主义国家缓和关系。

　　这种分歧在1959年达到了。当时，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样品和制造技术。这一事件深深地伤害了中国的自尊心，也被视为苏联对中国的背叛。

　　赫鲁晓夫下台，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按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为什么没有将此事作为头版头条加以报道，而将位置让给了亦工亦农的天门“农民工”！并且在报纸的头版的右下角还配发了一个短评：亦工亦农，利工利农。

　　湖北省天门县九个轧花厂，根据「半年忙，半年闲」的生产特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在半数以上工人中实行了季节工的劳动制度。天门县九个轧花厂仅仅工资一项一年即可节约十多万元。农村的集体生产单位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亦工亦农使工农之间更加了解，使工农关系更加密切，这不是既利工又利农吗？

　　社评最后写道：“可见，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的确是利工利农的制度，也确是既利社会主义建设，又利社会主义的制度。”

　　1962年1月11日 七千会召开， 总结“”的经验教训，最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党的集中制原则，并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会议初步总结了“”中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在政策的作用下经济迅速恢复，作为全省农业第一大县的天门成绩斐然。

　　我收藏有一套1963年天门县产妇补助票，它见证和记录了一个富裕县的好光景，在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经济恢复得这么快，说明产棉大县的经济根基深厚，自愈能力强。

　　产妇专供票的存在，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县里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物资储备，同时县里有一个好领导，二者缺一不可。因为本地并不产糖和烟，要么以物换物，要么是就是超额销售棉花后的奖励。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物换物是有风险的。

　　当年的县委是胡恒山，（1921年～2021年），他是天门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县委，共12年4个月（1953年6月至1965年10月）。1921年出生的胡恒山是天门蒋场人，以省政协身份离休，不管是在县里，地区和省里，他的口碑都很好。

　　当年的县长是邹荣卿（1915—1981），天门金场人，1960年至1965年任天门县长，后调太湖农场。

　　两位本土干部工作勤恳敬业，为人低调，为天门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在他们任期内，本县经济指标在天、潜、沔三县中遥遥领先。另外，天门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侨乡，不仅有着丰厚的侨汇资源，而且带动思维创新，当年在江汉平原，乃至湖北县级区域，都是首屈一指的富裕县。1958年3月，天门县化肥厂在岳口兴建，几经波折于1966年5月正式投产，成为全省第一家县办化肥厂。

　　到1972年止，天门有6级甲等公路157.139公里，而同时期，潜江为9.1公里，沔阳为8.43公里。始建于21年（1932年）的皂市至岳口的省管公路，不在数据之内。以上信息来源于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荆州公路史》。

　　风景这边独好，这时的天门；产妇有补助，烟民有烟抽，农民可进城打短工，马车夫也可以当劳模（天门多宝搬运站的马车夫王家风连续两年成为县劳模）。可是，好日子总是短暂的。幸福的时光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实并没有按照《人民日报》评论所期待的那样，让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向全国推广，反而成了人们避而远之的反面典型。

　　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缩小城乡差别。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产生了严重分歧。是先抓经济还是先抓？是让农民进城，还是让城里人下乡？

　　所谓“四清”，就是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四清”又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的内容和目标。

　　前四清指的是1963年初在农村开展的“小四清”阶段，主要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旨在解决经济问题。这一阶段是为了解决基层经济管理中的问题，通过清理账目和财务，防止贪污和浪费现象的发生‌。

　　而后四清则是指在逐渐扩展到城市和农村的“大四清”阶段，内容包括清、清经济BWIN、清组织、清思想，旨在解决问题和提部的思想觉悟。这一阶段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清理和整改，试图通过运动来改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认识‌。

　　通过“四清”运动的演变过程，我们已经知晓争论的结局，没必要就此展开，倒是当时县里发生的两件大事值得回味，它也渐接地回答了为什么“头版头条”，没有记入县志。

　　1964年冬，天门县委组织1000多名干部赴江陵县参加“四清”（即清、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时称“大四清）。本县灰市公社同时进行“四清”试点，次年冬结束。

　　1965年3月13～17日，召开天门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确定1965年的主要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为武器，以生产为中心，鼓足干劲，夺取1965年农业更大丰收。

　　山雨欲来风满楼，后来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亦工亦农被扣上了破坏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帽子，没有人敢再提起。

　　1964年12月，天门县委胡恒山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12月21日赴北京出席第一次会议。不久之后胡恒山上调荆州地委。县长邹荣卿于1965年3月调任湖北省国营太湖农场。

　　亦工亦农作为批判对象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改革开放前夕，出现了一个词叫：“轮换工”。其实它就是亦工亦农的另一种叫法，再后来，统一改称“农民工”。

　　今年国庆假期回天门，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和同学秦国樑一起去我们五十多年前下放的地方看看。外甥姜欣开车送我们，他按照导航走，把我俩搞糊涂了。按照我们的理解，到张港朱场应该是走黄潭、渔薪、赵台、蒋湖农场，而导航给线路是：白茅湖、汪场、蒋场。

　　到了汪场和蒋场，姜欣说要不要下去看看，他向我们推荐了蒋场干子。虽然我们没有买干子，但从镇上通过，我在努力寻找胡恒山文章中的街景。

　　我的家乡坐落在江汉平原天门县西南部一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那是一个不足百户、人称“小汉口”的近代繁华小集镇湖北省天门县蒋场镇。

　　集镇的各种大小商铺在一个“T”字形的街道两边排开。T字的“一横”是南北向，“一竖”是东西向。我们家位于“T”字街的下半部。

　　街道两边的商铺都有长长的屋檐，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中间修有阴沟（就是现在所说的“下水道”），雨水和商铺的生活污水直接向阴沟排放。19世纪上半叶就具有如此规模的公共设施，可见当年小镇的繁荣和进步程度。

　　蒋场镇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小小集镇当时就有两个贡生（即秀才），一个是我们的老师姚普生的父亲姚凤岗，一个是和我一起参加的胡照楷的父亲胡光海。

　　胡恒山的文章很祥细地介绍了小镇的街景：小学、乡政府的公屋里还有铜制消防水枪、更夫、六家杂货铺、三家染坊、三家糟房、三家中药铺、一家匹头铺、三家打线铺、一家皮匠铺、两家鸦片馆、三家肉案、五家勤行铺、一家粉馆，位于T字路口的转弯处，门上方挂着一个灯笼，灯笼上书有：“闻香下马”四个字，专营天门名吃“细粉”。

　　胡的文章还写了很多十分有趣的细节，比如一个汉阳鹦鹉洲叫邵骡子的人在镇上开了一家眼镜铺，有一对卖唱的盲人男女来自雷华咀。

　　原天门县县长邹荣卿是天门汪场镇金家场人，但在金场村的名人介绍中，并无邹荣卿。几年前，曾幸会湖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画家张峰先生；他是金家场村人，这里被称为“状元县里的状元村”。那次聚会不仅欣赏了张峰先生的画作，而且还品尝了他从金家场村带来的粮食美酒。

　　天门亦工亦农的策划人是时任县长邹荣卿，他为民谋利却因此蒙冤。“文化大”中，他受遭批斗，被“撤职”，下放到糖坊“”。虽然后来平反，但我们不能忘了这位焦裕禄式的干部，尤其是他家乡的人们。

　　1948年3月，初中毕业的邹荣卿任村贫农团团长。1949年，先后担任金场乡农会主席，新堰乡、耙市乡乡长。1953年3月任天门县副县长，1960年2月任天门县县长。这位本土干部为老百姓干了许多好事、实事。

　　他分管水利工作时，每次都亲临一线指挥施工，经常赤脚草鞋，顶风冒雨参加劳动；转移工地时，肩扛铁锹背包，和水利大军并肩前进。现在的天南长渠就是他领导指挥的工程。

　　他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处理工作，后来大家都习惯在他吃饭时前来谈工作，有时同来人一起进餐，边吃饭，边听汇报，边答复问题，餐厅成了县长办公室。

　　汉江流经县境130余公里，干堤安危，至关重要。每逢汛期，他都日夜巡视在百里堤段。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事必躬亲，果断指捍。有年腊月的傍晚，他在张港工地接到去荆州开会的紧急通知，立即带领两人，身背背包，步行数十公里赶到罗汉寺渡口。时值隆冬之夜BWIN，汉江结冰，轮船停渡，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踏冰过江，按时参加了会议。

　　我收藏有一张邹荣卿县长亲笔签名的奖状，时间是1963年元月15日。奖给：皂市镇乙等工作模范刘池远同志

　　由此判断，这一年天门县乙等劳模的奖状，都是县长邹荣卿一张张亲笔书写。这样的县长到哪里找？它也是平民县长事必躬亲的证据。

　　邹荣卿作风正派，一身清廉。调离天门时，家无余储。移居太湖农场后甘居陋室。他十分注意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场里有一名技术员和一名血防护理员，1957年曾被错划为“”。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一名成了农艺师，一名成了医师。后来，组织上调他们回城工作，他们说：“这里土亲、人亲、领导亲，留在这里好！”

　　1981年1月，身患肝癌的邹荣卿接到回城的调令，他被调任江陵县政协，他没离开工作了17年的农场，于4月9日病逝于农场医院。（以上内容来自1989版《天门县志》941～942页）

　　邹荣卿在天门工作了17年，坚持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创新，应该是他最大的工作业绩，然而，这却成了他的罪过，这个包袱让他背了一生。 几十年前，他就是天门县县长，在他去世前的三个月，1981年1月，才被任命为江陵县政协。

　　六十年前的今天，天门农民工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因为种种原因，它被人们遗忘。在天门汪场镇的金家场，有一个叫邹荣卿的人，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但他是这里走出的一个好县长、一个好场长。所有天门人都应该铭记，他是一个好人！

　　喻训天，天门竟陵人，1955年出生，天门城关中学1970年初中毕业，1971年下放天门张港朱场公社联合大队，1975年招工进武钢轧板厂，2010年退休，现居武汉。